嘉宾演讲实录｜创新对话：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助力

2023年11月17日，在北京昌平举行的2023昌平医药健康金融投资创新论坛上，昭衍新药执行董事、总经理高大鹏，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利虔，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国恩，国投招商生命科学团队联席负责人、董事总经理肖治四位嘉宾参与创新共话环节。

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是党的十二大就提出的要求，创新共话环节中四位嘉宾围绕《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助力》进行了讨论，针对生物医药产业现状、CRO企业如何为中国医药企业赋能、高校端如何吸引高质人才投入基础研究以及给高校老师创业提供建议等问题作出解答。

下文根据现场分享内容整理，内容有删减：

肖　治：各位好！很荣幸受到主办方的邀请来参加今天的圆桌论坛，我也被委以重任，和台上的几位重量级嘉宾做互动。

首先想请各位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也借机会请各位简单分享一下最近对业界的一些看法。虽然今天的话题是叫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但整个生物医药行业好像从去年到今年相对来说发展遇到了各种的状况，也听听各位在业内感受到的变化情况。

高大鹏：各位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昌平医药健康投资创新论坛，我是来自昭衍新药的高大鹏。

昭衍新药是一家专注于做非临床研究的CRO公司，近些年来得益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昭衍新药无论在地理上的服务半径，还是产业上的服务半径，都做了相应扩张。同时，得益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昭衍新药于2017年和2021年分别在A股和港股上市，这两次融资，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在地理半径上的扩张和产业链前后端的发展。目前我担任昭衍新药的总经理。谢谢各位！

我们感受到的行业变化非常明显。我很早加入昭衍新药，也一直都在这家公司。按我这些年从业经历感受，CRO的发展一定是伴随着中国创新药的发展而同步发展；昭衍新药内部也一直给自己定了一个口号，要伴随着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我们也是这么做的。近十年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一个起点，并且是以斜率非常高的增速往上增长，从我们公司财务数据上看，也侧面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

昭衍总部位于北京亦庄荣京东街甲5号，面积15亩；因为我们一直在CRO领域，对创新药和CRO行业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并进行了前瞻性布局，比如很早布局了除北京之外的苏州太仓基地，以北京和太仓这两个地方来支撑昭衍新药的业务发展。一直到去年，昭衍都能感受到这种长期增长趋势；种种原因，从近两年开始，包括昭衍新药在药理毒理方面都是头部的CRO公司也感受到行业的下行或者低谷期。从整个行业的财务数据上看，也能感受到行业遇到了很大压力，包括肖总您所在的投资领域也是有同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阶段是国内创新药发展中唯一一次遇到的低谷，可能大家还不是太适应。长远来看，其实是比较正常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周期，创新药也不例外，大家还是要有信心。

肖　治：谢谢高总。请第二位专家利总。

利　虔：大家好！我是来自阳光诺和的利虔。阳光诺和恰恰是高总他们没做的那一块我们在做，我们从药物发现到药学研究、临床1到4期，一系列研发的CRO公司。公司2021年登陆了科创板，同时，公司在2014年、2015年之后启动了生产的板块，截至2022年销售额接近到10个亿。

对于整个行业变化的感受，可能我们体量小，跟昭衍感同身受，没有那么的明显，因为处于体量小上升期。总体感觉必然是历史环境的洗涤，这轮洗涤完毕之后会重新规范好行业的次序，逐渐走入了一个更好的上升通道。

肖　治：刘老师，经常在各种大媒体上看到您的发言，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以及您看到这一两年内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刘国恩：感谢大会邀请。我来自北京大学，我自己所工作的单位，一个是国家发展研究院，一个是现在运行了三年的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新成立的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顾名思义，集中在全球健康，如果你们有兴趣看看我们网站的话，我们的logo叫“同一个健康、同一个世界”（One Health One World）。简单说，所谓同一个健康讲的是不仅关注人类的健康，还要关注动物的健康以及生态的健康，三位一体才可能使得人类健康与人类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同一个世界，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的14亿人所处的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同一个健康，客观上本身也属于全世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更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这是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的使命。

最近几年，中国医药产业的创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刚才两位年轻有为的企业家谈得挺好，我自己的观察跟他们差不多，只是我不在业界，我是在学术界，同时过去几年也在参与国家医保目录的更新调整和谈判工作。我们确实注意到在新冠之前的几年，中国的医药产业的发展可以说“突飞猛进”毫不夸张，因为无论是从年增长率还是融资的规模、融资的速度来看，都配得上突飞猛进四个字所表述出来的景象，以至于国际跨国公司已经把中国的分公司增长目标常常设定在15%、20%以上，否则就不叫增长了。大家好像也把它看成非常自然、在中国必然会发生的事。过去三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还有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即从高速发展逐渐过渡到平稳增长。在此大背景下，医药产业表现从突飞猛进的状态逐步回归到比较平稳的状态，并非意外，其实更正常。

我特别同意他们两位的观察，其实我们应该从长远来看待产业发展。我认为，最近几年更平稳的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发展质量比过去更正常、更可持续。事实上，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市场，包括很多新兴市场都不具备那个突飞猛进的特点，下行调整是迟早的事。

另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到一个重要问题，无论是高速发展还是平稳增长，一条主线不会改变，即主要依靠技术创新来推进长期增长。像PD-1药品，国内的研发团队从发达国家学到了一些先进原创技术，在中国进行应用创新的进一步研发，推出了不少创新产品，还是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能够坚持创新驱动的主线，在未来完全可以期待中国医药产业跟整个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一样，增长潜力非常大。

肖 治：非常感谢刘院长发言。我也非常同意，国投创新从2015年、2016年开始投国内的创新药，正好赶上了国内整个创新药行业的大发展期，现在叫各种模仿创新、原始创新，中国整个生物医药行业在过去七八年时间经历了几乎是一个完整的从早期发展到快速发展到高潮阶段，现在可能处在一个相对受到全球经济影响的调整期。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统计数据，今天和去年整个在一级市场上投创新药和医疗器械的这些资金量基本上回到了疫情之前的状况，甚至从数量上来讲可能比疫情之前数量还略低一点，但是资金相对在聚集，在投到一些真正有创新意义上的企业，特别是很多企业开始拿到了MNC，在全球合作的合同，可以说过去六七年的时间中国创新药经过积累之后阶段性的成果，最开始很多创新药还是在国内卷，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产品可以被MNC认可走出国门，有很大的一些合作。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反过来去看中国创新药的发展周期和美国有什么相同点，如果大家看美国的生物医药发展历史的话，我们内部团队认为有点类似于像80年代美国第一波生物药起来的周期。当一个技术推动一个行业发展之后，随着国家一些法案的推出，一个行业它会进入一个快速的发展期。但是随着资金的抽出，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一个行业会终归会回到相对正常的发展阶段，可能目前正好处在第一个完整周期的尾声阶段，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第二次浪潮什么时候到来。

肖　治：进入到第二个话题，刚才请各位嘉宾不仅介绍自己，也介绍了一下对行业的理解，我第二个话题首先想问一下高总和利总。因为我们这个话题是讲中国的源头创新，中国整个药的领域经历从模仿创新开始做一些原始创新，甚至像我刚才讲的很多MNC已经在中国市场上跟biotech开始扫货了，拿他们偏早期的产品，临床一期或者临床前做的不错的创新分子开始签授权。从企业端来看，企业端怎么能够在基础研究和原始的创新端给中国的医药企业做助力，怎么帮助中国的企业做一些源头创新的发展？

高大鹏：刚才肖总说的是整个行业的周期特点，结合中国过去十多年创新药产业的发展，以及昭衍新药实际所做的业务来看，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或者创新药产业正在经历一个完整的周期。昭衍主业是做非临床安全性评价业务，它是新药从发现阶段到临床阶段必须经过的一个环节。通过昭衍评价的创新药品类和数量比较多，我们看到这么一个比例，每一百个评价药物中可能只有两三个属于原始创新，更多的可能是跟随策略。但这个也能理解，毕竟在一个原始创新出来后，跟随策略可能是最有效率，成本最低的，能够把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推向正确轨道，但再往下走，还是要看原始创新。

话说回来，作为在实业CRO领域，助力于中国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企业而言，昭衍新药经历了一个从跟随创新，到自身能力建设的过程。虽然我们的强项是药品药理毒理学评价，但在此基础之上，十年前我们又布局了一些有特色的实验室，比如现在已非常成熟的眼科实验室、呼吸系统实验室（这两类设施都在太仓）；在往后走我们会布局同位素、放射性药物评价的实验室，也会进一步对眼科实验室和呼吸系统实验室进行扩容；由此我们形成了传统的药理毒理优势领域与特色创新领域相结合的能力，为中国创新药企业提供一个特别好的服务环境，能缩短中国创新药的研发时间，加速产品推出。

我们是一个第三方服务机构，也在不断思考怎么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目前我们也在采用一些前沿技术，比如AI，物联网，智能化，想办法把这些技术应用到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这些创新带来两个好处：第一，提高昭衍新药自身效率。第二，推动我们客户的研发进程，更好更快地往前发展。另外，因为我们做动物实验，目前比较热门的类器官、器官芯片应用，我们也在积极探索。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第三方独立评价机构，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提高我们的自身能力，特别是在行业低谷期，更需要提升我们的效率，推动我们甲方项目往前、往临床更快地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发展。这是昭衍新药能够做的一些事情。

利　虔：关于技术研究，这几年我们一直在看待一个问题。近十年，中国生物医药应该是发展最快的，尤其从2003年、2005年之后大批的在境外的人才回到国内，带来了很多先进的研发、先进的生产理念。这部分来讲，从之前的十年里面已经带来了很多的技术平台的建立，尤其在国内。我认为现在在中国有一个阶段特别可怕，拿来主义，拷贝拷贝再拷贝，导致了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研发过度的重复的靶点在不断地接近，占用了很多的医药和医疗的资源。

这两年我反而觉得沉浸下来之后，单纯地从企业来看原始的创新性靶点和真正创新性靶点的产生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在里面，没有基础研究，没有一些特点的偶然性机会的发生，其实这里面还是挺烧钱的。如果单纯有企业来做的话，我认为更多的企业是拿来主义，比如说，发现一些想法之后，一些靶点之后，通过一些商业的机会，无论是高校研究机构还是从一些特殊的研究、民营研究机构里面拿到一些点来做，但这毕竟还是少数的，毕竟创新我们的理解跟以前理解不太一样。从这两年药监局在关于具有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指导原则颁布以后，在很大一部分层面上，“临床价值”这四个字对于未来，跟后面整个医保政策是一系列息息相关的。

我觉得我们已经跟20年前不一样了，现在需要的是真正有临床价值，老百姓需要的，在医疗也好，在整个技术手段和用药的几个方面，这个人得到提升的而不仅仅是一种“你有、我有、他有”的逻辑，所以就导致现在。不管从科研机构还是从研究机构来讲，大家都在沉下心来做探索，但是探索是痛苦的，需要不断烧钱的。这个过程再过一两年、两三年从各个投资机构来讲，从我们本身做CRO来讲会慢慢习惯这种状态，投资不像以前一样投，三五个人拉个队伍，甚至没有实验室就开始了融资，开始了不断地烧钱，这种故事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有了，而且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回归到本质来讲，反而对中国医药、对未来基础研究的加强才能有真正的创新，回归到了一个本质的逻辑。

肖　治：利总刚刚提到一个特别好的话题，基础研究的人才从哪儿来，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培养这样的一些人才。那我想问一下刘院长，您目前在高校的环境下，怎么来吸引海内外的高水平研究人员和科研人员投入到相对高质量的基础性研究？

刘国恩：这个问题很大，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所以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我临时想到几点供大家参考。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医药领域的创新特点是以应用性创新为主，这也是挺符合中国初期发展阶段的特点，也是比较优势作用的发挥，发达国家走在前面很多，有很多原创的新靶点已经发现，我们在后面跟进应用创新研发，这是明智和有效之举，也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创新历程，无可非议。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否能够从过去跟进型的应用型创新到原始创新的转型升级？我觉得有些条件需要具备。一是经济发展的实力，比如说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刚刚各位讲到了原创的idea，中国有14亿个脑袋，idea的大数定理决定了中国的潜能不该输给其他国家，除了印度接近我们的人口规模。

另一个条件是资金投入，因为原创性的科学研究不确定性太大，远高过应用型研究。全世界原创性研究最多的是美国，高不确定性的基础性研究资金从哪儿来？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每一年的医学科研预算，占了联邦政府直接支出的1%左右，480多亿美元（￥3000多亿人民币），除了美国的科学家可以去申请，其他国家科学家也可以申请，包括北京大学几个大型项目就是NIH直接资助的。我们公共财政的税收有多少个百分点资助推进生物医学的基础性研究呢？据我所知，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曾经转款配置了60多亿人民币，开展了史无前例的重大新药创制研发，并且也产出了可喜的科研成果。不过这是一次性的国家大投入，并非常态性的国家医学技术研发筹资机制。

如何让更多的科学家回国创业，尤其是华裔科学家，包括如我一样出去留学，之后再回来祖国服务和研究，我想无非几个非常重要也能够做到的条件。一是能够非常安心的工作环境，以及家庭安定生活、小孩上学的条件等，特别是国际往来方便、国际交流顺利等宽松环境非常重要。留学人员长期工作、生活海外，很多想法、行为方式与国内不同，能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轻松、能够积极表达科学创新的学术空间，降低他们自我进行调整、适应不确定性生活的个人成本，一定会激发更多的海外留学人员归国服务。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国家有关部门完全可以把这个保障工作做得更好。

肖　治：非常感谢刘院长的发言。前面提到了各种创新，基础创新也好、研发也好，最后归根结底都会落到创业的问题上，现在整个大的环境下，资本可能不是那么活跃，从两位实业界的嘉宾，从刘老师在高校的给创业者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高校老师选择出来创业有什么建议？

高大鹏：从昭衍新药实际经验延伸来看，我们在2010年前后从北京去了江苏太仓，我觉得昭衍在那个时候还处于创业的阶段，为什么这么说？那个时候我们的销售收入只有两千万到三千万。为什么当时我们觉得江苏那个地方会成为中国生物医药或创新药产业No.1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是绝对有道理的，因为各级政府对招商引资、对创新药的意识都非常强，他们能够一眼看出来我们是在哪个行业，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所以他给我们特别大的一个政策支持让我们落地到那个地方。同时，昭衍新药也正是得益于太仓基地，才支撑了我们将近十几年的高速发展，这是一个相互得益的过程。我们去了太仓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昭衍新药为核心的太仓生物医药产业园，这个园区正逐年扩大，成为太仓市相对支柱的产业。

从这个案例我们能总结以下几点：

1. 学界，中国的原始创新跟国外还有较大差距，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得从大学开始，以大学为起点，大学的Idea才能最后演变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点，进而把它产业化。

2. 产业界，利虔总包括昭衍新药的产业界怎么把Idea落地也比较重要，因为落地毕竟要放大、要产业化，要做高效率、低成本的事情，要靠产业才能做成。

3. 投资方，需要有很强的判断能力，特别是对于原创的高风险、时间周期更长的事情得有很强的判断能力。从投融资的角度，倡导其能够支持原创的发展。

4. 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要有较高的眼光来判断原创到底怎么样，从而能够在政策上给予支持，使得产业能真正发展起来；同时给投资者进入、退出的渠道，形成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才能够使真正的创业者，从它的idea、到落地、到壮大。

利　虔：对待创业这个事情两种类型，一个是社会创业者、一个是高校的。社会创业者要有准备地创业，千万不要做像以前没有准备的创业，全凭一腔热血来创业，尤其是现在投资人的钱不好拿了，而且这又是一个烧钱的行业。我鼓励大家在创业的阶段里面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而且创业者是非常艰辛，甚至像我们开始创新的时候拿着最低廉的薪资，甚至在创业的前十年里面all in自己的整个身家来做。如果只想着拿别人的钱来丰富自己，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那创业的态度和现实就未必能实现。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好的idea，不断的小公司，不断地一个团队去形成好的idea，逐渐作为重要性来呈现的。

我对高校一直非常期待，整个高校与大型的国有研究机构才是基础研究者最具有核心的。几年的国家给予的创新研发支持才60多亿，作为高校来讲，有很多的老师和教授他们会把他们的基础研究尽早地可能在类似于像国资的投资机构和企业。企业会算自己的账，他每年拿出多少经费来去投创新这些东西是有估算的，不像纯风投的钱，因为这里面是九死一生的搏命的方式来做创新。如果没有，最容易成一个的话，那就不叫创新了，要有具备连续烧十年、二十年且出来一个产品成果的思想去投入，去跟高校合作，加上政府国有的基金共同来合作，这个可能会是让高校更有动力去做，你让他承担所有的风险，让高校老师拿了项目去找钱有点本末倒置了，更多的应该是企业找到他们去交流，真正有能力的企业，有足够试错能力的企业去做这部分的内容。

刘国恩：如何让高校的科学家团队能够更好发挥这个作用，其实世界上所有国家原创性研究的主要源泉来自高校，中国更是如此，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位的国家。除了高校，我们还有科学院系统，从他们这儿提供原创科学研究的核心源泉理所当然。如何激发科学家更好开展原创研发工作，并能进一步融入市场去做创新转化，至少有三个关键词需要我们更好地落实到行动当中。第一个，知识产权的保护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规则透明，无论目前规则是否合理，你得透明，清清楚楚，大家才可以据此进行研发投入的时间、预算、回报等资源配置的优化决策。第二个是法治，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靠法治来保驾护航。法治建设跟知识产权的保护高度相连，无论是科学家还是企业投资者都有预期，这样才可能提供强大的源源不断的动力。人的生命有限，大家都愿意把有限的生命用到最有价值的地方。第三个是包容，每个人都不是完人，机构更不用说了，现代社会得有容错机制，尤其是高度不确定的原创科学研究。我前段时间看到一组数据，一方面我们有全球最大的科学研究人员规模，其发表的英文论文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令人鼓舞。另一方面，根据英文期刊发表论文后，因为结论无法重复或数据涉嫌造假被举报，在英文科学文献公布的撤稿率中，国内作者的撤稿率占了全球的30%到40%。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我们生物医学领域的撤稿率，高达70%上下。为什么会这样子？因素固然很多，其中的容错机制恐怕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本身就是探索未知的工作，尤其是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更是高度的不确定性。客观而论，成功是小概率，不成功才是大概率。如果没有容错机制，只许成功，不能失败，那造假就可能成为人们的一个选项。其实老话早有告诫，失败是成功之母。

上个礼拜，在北大召开的全球健康大会上，美国《科学》（Science）的主编Holden Thorp发表演讲，我曾有幸和他在北卡大学任教。他特别谈到应该推动科学研究的容错机制，发表的论文如果发现数据有误或结论不一定对，除非故意造假，认识差错、并改正差错本身就该是推动科学研究的正常机制，而不应该一味成为惩罚研究人员的巨大风险，从而导致人们的掩盖行为。我们国家如果也能够有所借鉴，建立更为积极的容错机制，降低造假的获益，相信科研质量和产出效率会更高。

第一，产权保护。第二，法治建设。第三，包容机制。我相信，中国的科学家如果有了这些有利条件，形成我们更好的工作生态环境，14亿个脑袋哪个国家比得上？潜力巨大，期待满满。

肖　治：非常感谢刘院长的精彩发言。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了三位重量级的嘉宾今天的发言，希望请各位现场的观众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三位。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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